陈鎭

• 接收东北宣传业务的回忆

接收东北宣传业务的回忆

（一）

民国三十二年春天，我同五位新闻同业从北平到达开封。那时我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刚满两年，也就是在管翼贤经营的「实报」工作刚满两年。我们一行堂堂正正坐火车到达开封目的地的大后方。彼时「大东亚圣战」进行不到一半，日本军阀已经败象毕露，沦陷区的百姓更是民不聊生。

我们是有计划出来的，其中一位同业和靑年团似有联系，所以他有很多门路。也有很多点子。不过那时正当辅仁大学高级首长被抓的被抓，被捕的被捕，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所以大家虽然接触频频，但都有高度的警觉，谨慎小心的不向任何方面透露一点风声。我们到达开封以后，找到了关系，转往黄河以北的孟县，由渡口过河，抵达偃师，再乘陇海路的「闯关车」（闯关陵渡日本炮兵阵地）去西安转重庆。

在重庆，五个人分手了，依照自己的志愿各奔前程。我住在重庆东北四省抗敌协会，白吃白喝一个多月，由一位乡长的介绍认识中央社总编辑陈博生先生。

那时的重庆中央社的办公室在一个山崖边。背后离珊瑚堤飞机场不远，前面是两路口的大马路。陈博生先生在一个阴暗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他说，你是沦陷区来的，又是东北人，日文一定不错，我们正需要一位日文编译。眞惭愧，在沦陷区读了十多年书就是讨厌日文，那时候谁念日文，就是「汉奸」，所以我不但不会编译，连说话都不行。我进中央的希望落空了。

不久就会到北平崇实中学同班同学邹震。那时他在重庆新民报当编辑。新民报当时是有点「左」的，主持人陈铭德。浦熙修跑要关，方李何作编辑主任。方李何原在北平实报作编辑主任，不知什么时候跑到重庆来了。当时一经邹震介绍，方就表示欢迎，第二天就上班，编国际版。

新民报是四开报，每天出两张，销路不恶。编辑部地址在学田湾，几间草房而已。上班的第二天就搬进宿舍。所谓宿舍，不过是草棚罢了，连草房都不如。晚上上班，白天睡觉，那时在正値六、七月间，酷热难当，而竹板床上臭虫排队，蚊子如东北炸机，轮番而来，当时没钱买蚊帐，上下夹攻，痛苦不堪，干了三天就辞职了。

想想重庆的新闻界恐与我无缘了，待遇又差，工作又苦，实在没有为「新闻而犠牲」的必要。就由高惜老的介绍入了拿银行待遇的「花纱布管制局重庆办事处」。处长是陈公亮先生。我的顶头上司是候国璠兄，另一位是当时任稽核的张祖诒兄。后来祖诒兄发表临江路门市部主任，把我带过去做「业务员」，卖「毡子布」、「衬杉」、「袜子」等纺织品。

门市部小徒弟作了年把，陈公亮先生高升到「川康区烟类专卖局」副局长。我们这些人都跟了去。不久，烟专卖局撤消，我被编入财政部税务处。署长是关佩恒先生。我被派在会计室工作。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的干会计，自已也哑然失笑。

这时，我正式认识赵雨时先生。

雨时先生那时住川塩三里，房子虽旧但颇有气派。那时彷佛莫柳老也住在那里。不过，当时我和莫柳老的距离太远了，从来没敢存拜谒之想。对于雨时先生，则系老朋友似的。说句高攀的话，似乎「神交已久」。因为远在九一八以前，雨时先生在主持新民晚报时，我就久仰。当时有一位林斋融先生主编「儿童周刊」，那时我就开始投稿。那位自署「胡诌博士」的林斋融，一诌就诌了将近二十年，胜利复员以后，雨时先生回沈阳接办「和平日报」，霁融仍然投効雨时先生麾下，我在和平日报作采访主任，他编副刊，仍然发挥他的才华，继续「胡诌」，几首打油诗，仍然脍炙人口。

（二）

雨时先生那时是重庆益世报的总主笔，兼给莫柳老做些文字上的工作。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是我到重庆以前的事，未曾「躬逢其盛」，但雨时先生的一篇「挥泪新马谡」的文章却风靡一时，一致认为千古佳作，我和雨时先生常常谈及此事，他那干瘪的面孔上这时就会绽出得意的笑容。

川塩三里房子很宽敞，但有阴沈之感。雨时先生经常喝着浓茶，不停的抽着香烟，右手食指熏得黄黄的，他坐着的时候经常把右腿迭在左腿上不停的颤动。我们见面时没有很多话说。老实说，那时我们间的思想有相当的距离——是成熟和幼稚的距离，所以无法进行「高谈阔论」；有时听他一个人说，有时就很沉寂；坐着坐着没话可说，我就告辞了。

那时候偶然去看他的就是邹震。邹震在新民报当编辑，他的消息很多，嘴也灵活，他一在座，屋子里就较有生气。邹震也是辽阳人，他的父亲是邹尙友，留学俄国，在外交部服务很久，曾在新西伯利亚任总领事多年，但生性风流，在外任期间娶了细姨，邹震的家庭发生很大的变化，影响到邹震思想怪誔。胜利以后他和新民报迁通北平，由左仔变成左派。大鸣大放期间，我曾在香港时报上看到他在大骂**政治腐败，官吏贪污，他那时的职务是「新华社」国外部副主任。这些年来不知他身在何处，可能到北大荒大鸣大放去了。

雨时先生看我们这两个靑年对新闻工作的热衷，就说出他的志愿，他要在光复失地以后回东北办报。并且要我们两个跟他回去！

原来他老先生已安排好了，他把我俩介绍给潘公弼先生。

潘先生当时是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是吴铁城先生的幕僚之一。胜利后他的头衔是「中宣部东北特派员」。他组成了「中宣部东北特派员办公处」，我是接收专员。其他接收大员有中央社的徐凤穉、李筱梅，电影界的金山，中宣部科长霍天一，这些位都是到达沈阳后才认识的。因为中宣部到沈阳较晚，而且一直未展开工作，大家都是由后方个别前往，到指定地点报到，并没有集体行动，所以事先大家谁也不认识谁。每个人领了十五万法币的交通费自谋「出路」。

我和潘先生在重庆祇见过一次。印象中潘先生身材高大、微胖，戴金边眼镜，温文儒雅，说话不多，一位标准参秘人才的样子。在沈阳共事期间也不久。他到沈阳以后，工作展不开，应该接收的都被人家接收去了。他一筹莫展，住在阎奉障兄主持的和平日报，日以白干酒和大虾干排遣时日。他对作官似无兴趣，他的最大宏愿是做东北九个党报的总主笔。（胜利后中央拟在东北九省三市开办九个党报）他常说，只要他的社论能在九个报上同一天见报他就心满意足了。可惜他这个宏愿完全没有实现，连沈阳的中央日报都是在他离开东北以后才出版的。记得一个大雪的日子，他调回南京，我们中宣部同仁到火车站送他，他不禁感慨的说，中央派我到东北来，不能实现中央的政策，不是我的错，是中央的错。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潘先生于大陆沦陷后寓居香港，来台较晚，曾任中华日报主笔，后长驻台南，主持南部版笔政。逝世于台南。

（三）

连中宣部东北特派员都一筹莫展，雨时先生的希望当然也就随着落空了。原来国军已出关以后，大部份军长都变成报纸的发行人，手无寸铁的文士祇有眼巴巴的看着、等着。雨时先生虽然回到了家乡，除了忙些别的事情以外，办报的希望遥遥无期。

在这以前，东北旣不能回去，我那时仍然在税务署耗着。那时关佩恒先生已发表为松江省主席，税务署长由副署长姜书阁先生继任。姜先生在财政部做秘书时，我和他同住在四德里田雨时先生处，田先生当时在财政部作参事，出了一本「政治建设」的刊物。我帮忙他编务，为了方便就住进四德里，有孙桂琳、邓昌东诸人；我们住在楼下，楼上除姜先生外，有李静澄、方障川诸先生。

有一天，姜先生找我到他的办公室，问我家在北平不是在东北？我说在北平。他问我为什么不回去？我说一则交通不方便，回不去；就是回到北平也没有好出路，并且把雨时先生要我回东北办报的事告诉他。他沈吟一下说，你先回北平再说吧，万一将来东北情势好转你再回东北。现在天津货物税局有一个股长缺，你可以先去，有一位科长要调走，你就接他。我当时想，能够回北平看看家总是好的，管他股长或科长！于是就由税务署派到天津货物税局做第二科第二股股长。局长是崔庆修先生。

在天津仅仅三个月就意兴阑珊。天天看报表，都是数目字，像蚂蚁一样噬人神经，实在乏味得很。这时东北局势好转了些，听说中宣部特派员办公处马上可以开始办公了，我就给姜先生写了一封信，向崔局长请了假回到沈阳，参加中宣部的接收工作。

中宣部的「接收大员」虽然到了沈阳，非但工作不能顺利展开，连食宿都成问题。潘先生仍住在和平日报，我们有四、五人，连同当地雇用的同事住在一个停业的电影院地下室里。这家电影院叫「大陆电影院」。一切设备良好，似乎没遭到任何破坏，只是放映机不见了。我们住在地下室「他她蜜」上，有电无水，早晨洗脸要拿脸盆到室外水笼头去接水，冬日奇寒，冷水洗面，滋味可知。有一位日本小姐和她的妈妈为我们煑食、熨衣，这位小姐娴淑而周到，她的父亲被征当兵去南洋，不知下落，母女二人在日本无家可归，不愿参加「遣侨」，就赖在这里不走，我们雇他母女照料飮食起居，双方有益。

报纸旣然无从接收，电台也无从下手（沈阳广播电台早已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接管），只好退而求其次接收电影院和印刷厂。于是电影组首先展开工作。在「大陆电影院」的仓库里就发现很多物资；成捆的窗帘布，成麻袋的打火机石，成箱的炭精棒，以及成桌的高级磁器都被起出。我是参加接收印刷厂的一组。有一天，我偕同翻译人只到铁西区（工业区）按照名册接收一个印刷厂，我们刚进门就有一组人也在进行接收工作，一问之下，原来是经济部特派员办公处的。本来印刷厂究竟是文化事业抑是营利事业也很难说，旣然两个单位都是根据名册而来，也就很难能决谁是谁非，只好根据实情向上级请示。这时，印刷厂老板（日本人）也很奇怪，就悄悄的把翻译拉到一边问，「他们谁是眞的？」翻译瞪了他一眼，「都是眞的！」我们实在也很尶尬。

东北局势随着军事的进展，沈阳的接收工作有些推进，中宣部已在马路湾的一个五层大楼里找到办公处，这个房子以前是一个日本建筑公司，名为「大仓组」。大楼的后院左侧有一排二层楼房，像是职员宿舍，楼上下共有十多个单位；（每单位二房一厅）大楼的背后有两栋洋房，住的是大仓组高级职员。房子的所有门窗都用宽木板钉得牢牢的，我们带着翻译去拜访他，屋子里奇臭无比，令人作呕。家具零乱，棉褥破旧，女人都是光秃秃的像尼姑。那位男主人十分抱歉的说，「眞盼你们早点来，可惜现在才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抢光了，没有一样象样的东西送给你们，眞抱歉！」我们只好安慰他几句话就退出来。

（四）

这时的中宣部东北特派员办公处在接收业务上虽然进行迟缓，但沈阳、长春的新闻事业已大有可观。除了中央新沈阳分社已在律鸿起兄主持之下发稿外，余纪忠先生主持的中苏日报，阎承际兄主持的和平日报藩阳版都先后创刊，还有其他军方的报纸刊物民间的投资也陆续问世。长春的中央日报也在三十五年六月间问世。

可是沈阳的中央日报却迟迟无法出版。这年六月中旬，中宣部李副部长唯果偕中空部沈阳办事处主任赵漠野抵渖，导致东北党报的大改革。七月间，潘公弼先生终于在扰攘、烦闷下辞职南旋，中央派东北行辕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先生继任特派员，同时决定撤消中苏日报，归并于中央日报社，由余先生兼任中央日报社长，后余先生离渖，由胡赓年先生继任。

沈阳中央日报是三十五年八月十日创刊的首任社长由赵漠野担任。赵先生是浙江兰溪人，原任中宣部副处长。

赵先生短小精悍，发微秃，抽烟斗。热心豁达，胸无城府。但他毕竟不是报社工作者，所以在编辑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好打小牌，经常在报社（卽前言之大仓组）吆三喝六，一上牌桌，万念皆空。事务员陈某了解他的个性，每有若干开支平时不易解决时，就在他打得兴高彩烈时要他核批，无不立卽批「可」。赵先生又不拘小节，全社举行同业会时，将接收过来的成人电影在五楼大礼堂公演，请全社男女同志共同参加欣赏，亦一妙人也。赵先生于东北沦陷前离去，大陆沦匪时，闻返家乡，盲其目，不久逝去。

说实在，赵先生主持下的沈阳中央日报，并不出色。总编辑金东平嗜酒如命，上班时手提日本大淸酒瓶，满注东北二锅头，案头或大虾干或花生米，不至全醉，决不罢手。这时面孔紫红，白眼球满布血丝，遇人骂人，遇事骂事，同人敬而远之，有时大醉不能上班，赵先生只好自己提笔做题。忆及四平大捷之日，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辽北主席刘翰东到沈阳接受欢迎，那天余东平不上班，赵先生自编第一版，一版头条命题是：

剿匪名将辽北主席

陈明仁刘翰东抵渖

祇要看到这一命题的表现，就知他老先生的内容如何了。

卅六年底主持和平日报的阎奉障先生辞职去南京，和平日报主赵雨时先生继任。

（五）

雨时先生的返乡办报理想，至今方告实现。

卅六年底，东北的军事已到了黯淡的局面，经过**前后七次攻击之后，这次渖长间的据点——四平形成孤立，冬月沈阳四周更是风声鹤唳。市区里正当酷寒之时，缺煤少电，人心惶惶。雨时先生受命于危难之际，缺乏大力的支持，更是力不从心。大仓组的大厦因为暖气煱炉冻坏，各办公室只好升起「洋炉子」，而煤量旣缺，煤质亦差，寒天冰地，炉子升不着，满室浓烟，开了窗子，寒风入侵，员工大为愤懑。编辑主任张某根本就是匪谍，于是领头闹事，敎唆挑拨，以致全社同仁，鬪志尽失。虽曾力图革新，并出版和平晚报，但与声誉、业务均少裨益。而南来的接收人员，看情形不对，都已粉做归计了。

苦撑到三十七年八月，长春、永吉、沈阳都已陷于孤立。十月十九日锦州失陷，二十三日长春失陷，廿五左右，廖耀湘兵团三十万人在黑山覆灭，沈阳危在旦夕。

有一天，大约是十月廿日前后，雨时先生找我去，他说，东北局势看来是没希望了，我生在东北，死在东北，我是不走的，等共产党进来杀头。我一生中对共产党口诛笔伐，卽或被杀，早已値得。可是我的太太和孩子，（雨时先生继娶杨氏，生一女，此时已有两岁。）没有必要和我一块犠牲。现在你送我太太去天津，如果时局好转，你就归来，否则，看情形再说，随时联络。

面对这位干枯老人的「托妻寄子」眞是欲哭无泪。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收拾简单的行李护送雨时太太和孩子在十月廿六日搭乘从天津运面粉到沈阳的飞机去天津。到了天津，将雨时太太送到他的亲戚家里，次日返回北平，在北平过了两天，也就是十月卅日，以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为首的东北军政要人已经飞离沈阳。前后三年的东北接收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雨时先生坚持他的诺言，不离沈阳一步。后来传出消息说他在破口大骂**以后瘦死狱中。

我经常的脑子里幌荡着那位身体干瘪的精神旺盛的新闻**斗士！

录入校对：鱼珠前航道舵手

来源：东北文献第2期